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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转】一亿新生代农民工镜像  

2010-06-28 20:03:48|  分类: 社会焦点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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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0后或90后,平均年龄23岁,八成未婚,多数初中毕业,总计约1亿人——这是官方课题组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勾勒的大致轮廓。

6月21日,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(以下简称全总课题组)公布了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现状的调研报告。

课题组建议,下一步,通过户籍、社保待遇、工会组织体系完善等改革措施,改善该群体生存现状。而这也被认为是下一步农民工权益改革的可能路径。

采访中有社会学者对本报坦言,关键是真正消除“区别化”的政策导向,政策要奔着将农民工真正市民化走,而非默许其继续流动的现实;否则,许多政策只能停留在纸面上,不能化作农民工的日常生活。

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原所长、社会学家陆学艺直言,战略方向上的调整殊为必要,社会改革不能再继续长期滞后于经济改革。

此外,有专家指出,搭建畅通的官方或非官方利益表达机制也很重要,“近半数农民工承认,反映问题不方便”。

典型轮廓

17岁的云南女孩胡源最近来到中关村某酒楼,成为一名服务员,月薪1400元,业绩好还能提成。

这是她一年来在北京换的第四份工作,工资比起初涨了600元。她爱漂亮,不爱洗衣服,一次甚至把老板娘给她的工作服也扔掉,“太脏,冬天水凉,懒得洗”。

在每周惟一的一个休息日,她像许多北京本地少女一样,起早跑到动物园批发市场淘最潮的仿名牌,由于这笔花销,她的工资基本上“月光”。

“花完了再挣。下一份工作工资一定要更高。”目前,她的老家只有爸爸和仍在上学的弟弟,姐妹两人和妈妈都已外出打工。

胡是一亿新生代农民工的大致缩影。在忙碌的工作之余,他们也和城里年轻人一样,爱打扮,喜欢发短信、上网,购物;不喜欢忍辱负重,工作不顺心就辞掉。

他们分布在餐饮、建筑、家政、速递等各行各业。这批16岁-30岁的年轻人在外出农民工总数(1.5亿人)中已占61.6%,俨然主力军。

课题组调查显示,这批1990年代陆续进城的年轻人,似乎没有父辈那么能吃苦,“他们挑劳动环境,就业条件,总想更好一点”,更加青睐于去制造业、服务业,脏累的建筑业,就业比重逐年下降。

一位川籍的农民工在浙江某工厂谋到一份月薪高达4000元的灯泡抛光工作,但干了不到两天就走人,“这是拿命在干,粉尘太多,完全人工抛光!”

他们的“挑剔”,和教育程度提高、权利意识提升,乃至从小受到更多的家庭疼爱分不开。

“2009年,这个群体高中及以上程度,在30岁以下人群占26%以上;年龄在21-25岁之间的达到31.1%,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人员比例达36.9%,均高于农民工总体平均水平。”报告称。

由于成长背景不同,他们更多认同自己是工人,而非农民,课题组介绍,在新生代农民工中,认为自己是“农民”的只有32.3%,比传统农民工低22.5个百分点,认为自己是“工人/打工者”的占32.3%,高出传统农民工10.3个百分点。

他们习惯了城市,未来选择“回家乡务农”的新生代农民工只有1.4%。而农村也确实回不去,近九成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会农活,土地也早闲置或转包。据安徽阜阳市统计,该市无地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26.3%。

最早提出新生代农民工称谓的学者、中国社科院社会学者王春光指出,“他们对城市化有更高期许,希望外出不仅能赚到钱,更要改变自身命运,渴望成为市民”。

群体问题

全总课题组总结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面临的若干难题。

工资水平低是其一。

陆学艺在上周中科院一次公开论坛演讲时抨击了农民工低工资制度,“1980年代中期后,我们去深圳调查时,当地工人工资就那样,到现在,基本工资仍然几百元”。

户籍也是个问题,购房落户和高中以上学历落户底限,将很多农民工阻拦在外。社保体系也不完善。全总课题组调查显示,目前新生代农民工中,享有养老、医疗、失业保险的比例仅分别为21.3%、34.8%和8.5%。

住房也是问题,众多农民工的收入增速,追不上房价,“七成农民工表示能够承担3000元以内的房价,但这样的价钱在他们打工的地界,找不到”。课题组称。

子女教育也是问题,“农民工子女半数以上都转过学,转学3次及以上的比例人群中,大城市最高,中等城市最少”。

此外,劳动合同签订率低、欠薪、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发生率高等劳动权益受损问题,也亟须解决。

面对诸多问题,利益表达机制也不健全。

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特聘研究邓秀华曾针对湘、粤两地数千位农民工进行过专项调查。她发现,只有21.5%的农民工所在单位成立了党、团组织;农民工所在单位或社区成立工会的比例只有16. 2%,专门代表农民工权益的独立组织几乎没有;75. 6% 的农民工没有参加任何打工地组织,参过过所在单位民主管理活动的农民工仅占12. 9%。

城市梦的理想和苍白现实,煎熬着年轻农民工。

应对之策

课题组提出了应对之策。

首要的,他们建议,将农民工问题的解决,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常住地公共预算。“中央政府各部门应就该群体最需要的职业教育培训、子女教育、住房改善、社会保障、户籍改革等方面,制定专项规划,并督促各地制定地方规划。”

课题组为户籍瓶颈排定了解决步骤。对在中小城市、小城镇实现稳定就业创业而又放弃农村责任地的农民工,取消准入门槛;对于农民工有条件投资,拥有不低于城市人均住房面积住房,或单位提供相应面积廉租公寓的,准许转入城镇户口。

对于大城市和特大城市,则建议研究放宽相关落户条件,实行积分落户,优先考虑将农民工劳模、高级技能人才、人大代表等农民工优秀分子转变为市民。

采访中一位专家直言,各项政策初衷都不错,但关键是要落实,他感叹,在调查中曾深切感受到,许多所谓政策还停留在纸面。

当中的原因,恰在于很多针对农民工的社会政策,都以不改变农民工流动为前提,未真正计划将其纳入城市化进程,因而为地方政府的自由裁量提供空间。

政策惠及对象的讨价还价能力也很弱,“不论在《劳动合同法》规定的三方谈判机制中,还是在与政府的谈判上,农民工都非常弱势”。

邓秀华在粤湘两地的调研就曾发现,有近半数的“新生代”农民工(49.7%) 认为表达意见、反映问题“不方便”。

此外,专家建议提速社会体制改革,“我们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,光用经济的办法不行。我们这一套农民工制度、工资制度、劳动待遇报酬制度,30年没有根本大变,肯定会对经济的长期良性发展掣肘。”陆学艺指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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